关小：8个故事

2020年5月16日至2020年7月12日

在此次天线空间名为“8个故事”的个展上，艺术家关小用只具身份的角色、无法界定的样貌和穷究其尽的修辞烘饰着一种没有冲突的平均状态。就这些作品的图像溯源、文本描述而言，电影、绘画、文学、符号、风俗、童话、日常，都提供了视觉或内容上的启发；就这些作品的材料和形态而言，工业、手工、现成品、自然物，都构架着最终的审美。

各种各样不同的元素像是滚动的煤球，为了一个抽象的度量齐头并进地奔赴作为现场的空间。这些元素没有哪个是更为重要的，也没有什么是最先或者最后的；没有二元对立或各自为阵，也没有哪个在主导或哪个在让步——艺术家以一种均质化的暴力将这些元素打散，又以同样均质化的暴力将这些元素拼合在一起，让它们和平地栖居于一物之中，一室之内，一如这些元素在扁平化、均质化的语境之中的日常存在状态。柔软，那就用材料赋予其坚硬；美丽，那就用媚俗赋予其降格；真实，那就用人工赋予其虚构；平面，那就用手作赋予其肌理；自然，那就用技术赋予其工业；具体，那就用抽离语境赋予其抽象……异质，那就用修辞取消其冲突，以达至一种没有冲突的平均状态。

展览中一组以身份而命名的人形雕塑是艺术家柱状雕塑的延续。不论就材料、制法或是形象而言，它们是均质化的，毫无冲突的，竭尽全力地求同以形成一个整体的公约数存在。它们既是后图像时代的立体式拼贴，亦是现代主义之初的拟人化象征；既是雕塑的逻辑，又有现成品的气息；既显示为单个具体的人形，又被定义为抽象的集体身份。它们是这场展览叙事的角色担当，但却将人物匿名化，让社会化的身份代替生物性的个人出场——没有姓名，只有身份的八个（或者更应该称之为“种”、“类”）人（或者说“角色”“身份”）。姓名需要讲述故事，而身份需要的则只是常识，一个社会语境或文化框架下由描述性的语词构成的标准解释。艺术家在这里将均质化的生存状态转换成了平均化的视觉修辞——就样貌而言，这些雕塑的各部件粘连在一起，又似乎要彼此脱离，分道扬镳；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怪异，又的确努力在构建同一个象征；显而易见地独自兀立，又分享着视觉与文本的相似；是八个分离的个体，又是八种身份的群体；社会角色截然不同，又作为一个共同体集合在一个社会系统之下。但它们并未构成某种效果或景观，因为艺术家并没有堆叠这些元素，更没有打磨或修饰以构成一个完备整体，而只是从事一种让它们共处一室的修辞，呈现由平均逻辑所制造的一种看似正确——因为这种正确基于一种群体化的存在所导致的截然不同又大致相似的错觉。

如果说平均化的修辞导致了这样一种个体的消失，产生了模糊化、整体化、身份化的群体叙事，那在此次展览中展出的LULU BIRD和调色板中，它带来的更是样貌和身份本身的无法界定。LULU BIRD是与这些人形雕塑相似的人，还是一顶帽子形状的雕塑？调色板究竟是一幅绘画，还是一个用颜料和画板构成的雕塑或物件？LULU BIRD是一个角色，还是一场事件？调色板是有关印象派绘画的启发，还是有关抽象或极简的当代变体？

调色板或许可看作是对此次展览美学修辞的说明——艺术家一改此前的喷涂，而以手绘代之，让绘画的工具成为绘画，如同这场展览将平均的修辞手段作为展览的样貌本身。

这些作品极尽修辞，因为这些元素无一是安分的，却被艺术家煞费苦心地通过各种材料和制法，以各种视觉纠合在一起，并给予其视觉上的愉悦感；这个展览又极尽平均，因为所有的冲突都通过拼合的手法和事实的描述平等地安放在一起。这是均质化时代的并置式修辞，用只有身份没有姓名的个体构成了展览或社会空间中的集合。它让所有元素都在场，又让所有元素在群体化的存在中失去存在感。它让事物什么都是，又让事物什么都不是；它让事物的本质模棱两可，趋于消弭；它让连结趋于无缝，也让连结趋于无效。(撰文:栾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