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08

This autumn, Lee will take over the vast space of Tate Modern’s Turbine Hall, having been awarded the prestigious Tate Hyundai Commission. She tells me the work evokes miners’ changing rooms and is “really for people — for people to enjoy and just be around.” Lee’s been reading Michael Taussig’s My Cocaine Museum (2004) while preparing the exhibition, which is about the lure of the forbidden and how we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Modeled on the Gold Museum in Colombia’s central bank, it is a parody aimed at the museum’s failure to acknowledge the enslaved Africans who mined the country’s wealth for almost four hundred years, engaging with the essence and inner life of heat, rain, stone, and swamp, as well as with the sublime fetishes of evil beauty. Li — who is Tate’s curator of international art — underlines that Lee’s work “invites disorientation,” which then “slowly dissipates into a sense of intimacy, empathy, belonging, and hope… without following a fixed script.” As the youngest artist to ever be awarded the Commission, not only does Lee’s daring work flip the script, it rearranges letters, rips up the page, and it’s not hard to imagine the artist then unashamedly feeding it to the dog bit by bit.

2024-05-20

A new videowork by Liu Chuang, full of allegory and representation, posits an alien invasion against the beauty and lost opportunities of Earth and its dumb inhabitants.

2024-春

无论是从高原湖泊中提取锂元素的蒸发池和被迫迁徙的生物，抑或是在丝绸之路上缄默前行的僧侣，刘窗的创作都围绕危机驱动、时局变化中的地缘流动性展开。这些分布在地图各处的点位，就如同振翅的蛾子和地铁内手机设备的低振，看似毫无关联，却在百转千回中以微弱的连接共生。

2024-春

在城市和历史中往复漫游的近十年里，崔洁的视觉系统逐步成熟。身边的城市街景反复更新，更新反复推进、停滞，而她通过绘画，检阅城市以及在其中的人类生活与其他生态：改革开放时期的高楼建筑和城市雕塑、社会主义早期阶段的居住设施、现代家庭生活方案以及上海本地动植物在不同空间中的历史交换。从穿越都市街头的主观视角，到对二手材料的物质媒介的考察调研，崔洁绘制出西方现代发展模板套用在中国现实时产生的无声龃龉与暴烈冲突，把错置的时间感折入几经覆盖、反复擦拭的画面叠层中。

2024-01-08

如此听凭事态发展的态度，绝非消极的投降，而是将偶像崇拜视作一种发现新世界的体验，同时也赋予了直觉力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特权——这种笃信让无边无际的地平线破除了局限感。正如李爽所说，作品在为她指明去处。

2024-06-19

面对科技乐观主义应允的光明未来，和随时宣称要取代人类的AI，忧虑之际，我们低头看见了自己的双手。

我好像从未在一个艺术展览上读到过如此丰富的作品展签。在上海天线空间先前呈现的英法艺术家组合丹尼尔·杜瓦和格雷戈里·吉奎尔 (Daniel Dewar & Grégory Gicquel) 的展览“纬织经辐”中，敞亮的大厅宽松地摆放着三、两件橡木雕塑，墙上挂着的绣织物和橡木浮雕都沉浸在从高挑的天花板上的排灯散射出的接近自然色调的光线中。再走近墙上的织物，在我只能词穷地找到“毛毛虫”去描绘眼前所见的情况下，艺术家给出了这样的描述，织物上绣着的准确来说是：蚯蚓、蜣螂幼虫、野大麦草、紫羊茅草、罂粟花、草甸羊茅、英式黑麦草、朱砂蛾幼虫、大天蚕蛾幼虫、豹灯蛾、鬼脸天蛾幼虫、醋栗尺蛾、大天蚕蛾、鬼脸天蛾、朱砂蛾、麻雀和竖笛……

这个囊括了从土壤深层的昆虫到地表植物、飞虫和地上人类遗留物的清单，被两位艺术家有序地刺绣在亚麻布上，让我们看到位于布面底部的蚯蚓，各种蜿蜒的姿态似乎正在湿热的土壤中蠕动；大天蚕蛾幼虫肥嘟嘟的躯体在画面中层奋力前行，大片朱砂蛾从上至下排列成美丽的图案，悄悄遮盖住混迹其间的鬼脸天蛾有点凶哒哒的外表，罂粟花、草甸羊茅穿插其间，还有不知哪位园丁忘记在地上的竖笛……

杜瓦和吉奎尔以一种植物学家的严谨态度竭尽写实再现的“百草园和昆虫世界”，似乎遵循着某种物种分类的原则，在填充了薄棉的百衲被一样的亚麻布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包含着从植物、昆虫到棒球帽、锁边缝纫机等等不同物种、不同类别的物品勃勃共生的生态系统。当然，这里貌似植物学大典的排序方式，与开创现代分类学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 (Carl von pLinné) 创造的自然系统分类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毕竟，林奈创造的分类学，无论体系如何庞大丰富，针对的首先是对植物王国的混乱局面做出井然有序的管制，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极端理性主义在自然科学的投射。而两位当代艺术家创作的出发点，立足在艺术、人文、自然与科学相交汇的奇点。那些经他们亲手打磨、拼接的自然天成和人工合成的物件，散放着艺术性的精神光晕，表现出实用性的返璞归真。

过去20余年来，丹尼尔·杜瓦和格雷戈里·吉奎尔这对相遇在大学时代的艺术合作二人组，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主导当代艺术愈趋观念化的主流中，走出一条回归传统雕塑、民间工艺、乃至通过普遍通用的艺术材料，重启实用主义与装饰艺术的独特路径。2012年，他们成为法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奖项——杜尚奖的获奖者，评委点评的关键词不出意料地落在了传统工艺和文化传承上，赞誉他们创作中用重复性劳动，手工性和装饰性拓宽了固有的审美传统。

时代真的是变了呀！1917年，当为这个大奖命名的马赛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把从他纽约居所楼下的五金店里买来的一只陶瓷小便池签上R Mutt的名字，以“泉”之名投放到当年的艺术沙龙的时候，一个关于何为艺术的提问成为占据二战之后的艺术界一个持续讨论的母题。杜尚对于现代艺术革命性的贡献，包括对于作品与现成品，作者权与所属权，艺术家之手与艺术家之选的争辩，在艺术风向的潮涨潮汐中，依旧保持先锋。在观念艺术大行其道的上世纪60、70年代，艺术家的想法几乎享有着高于作品生产的地位，在日趋政治化的观念艺术语境中，留给艺术生产中手工性和技术性，美学体验与实用功能的讨论空间并不多。回顾一下英国艺术家迈克尔·克雷格·马丁把一杯放在玻璃隔板上的水杯标注为“一颗橡树” (1975年) 的著名的观念艺术作品，创造艺术的思考在马丁的逻辑中成为一场物质命名的转换，而有关作品创作工艺的点则落在了如何优雅地在空间摆放物品上。时间到了21世纪，艺术世界的自我反省激烈地参与到人类如何与这个星球的不同类物种共生的命题，被消费主义社会破坏的自然环境、不均衡的资源分配、气候变化的威胁、超级技术发展的忧患等等当代人面对的日常问题，成为当代艺术参与和做出反应的领域。

源自古希腊的“technē” (技术) 一词，原本包含“艺术、技艺” (art, craft) 的涵义。在被大数据、人工智能塑造的高科技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技术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转换为流水线上精准成型的模板，被赋予光洁可人的平滑外表。编码控制的工具理性，代表了现代技术对世界精准和一致的塑造能力，相似的想法被反复传播和深化，遂成真理，很快，就连汽车都只需压膜出厂了。面对科技乐观主义应允的光明未来，和随时宣称要取代人类的AI，忧虑之际，我们低头看见了自己的双手。

在人类发展史中，是手指功能的进化让第一个智人在2百万年前灵活地用手举起一块石头，敲击另一块石头，制造出锋利的石器，从而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来到今日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改变地球生命史的关头，重提人类的手工技艺和自然材料等前现代话题，提醒我们重审自身文化与自然文化长期被忽略的不对称关系。在拉图尔 (Bruno Latour) 的理论体系中，现代人在自然面前的盲目文化自信，可能就是现代文明自我崩溃的内部结构，所以，拉图尔发出警告：我们从未现代过。重塑人与非人，自然与文化的与关系，帮助我们在气候变化威胁下的地球找到着陆点。在当代艺术领域，重访原始文化、部落文明的展览已经形成趋势。看看正在进行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从北极的萨米人，到太平洋的毛利人纷纷为各自国家做代言人，织物、纤维、竹子、木板等传统西方艺术史中缺席的材料获得高度重视，可以说在这个“处处都是外人”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主题之下，与少数族裔、女性、动物等等获得关注和解放的话题中，也包括处在艺术世界边缘的手工技艺。

展览对应的英文标题“the weaver and the spoke”， 描述的是篮子编织中使用的两种纵横股线，与中文标题“纬织经辐”回应的中国古代的织造技术，都是农耕时代的人类劳作和技术的体现。在织造工艺中，一团白纱经纬穿梭可以变为一卷素绢，在杜瓦和吉奎尔的艺术理念中，重复劳动对于物体形状和功能的改变，也带来以物为核心的多重对话。展览中呈现的以针织衫为主题的手工雕刻橡木浮雕，在水平或垂直流动的木纹上呈现横向与纵向的针法，对于谙熟女红的观众，一定有许多值得仔细推敲的针法，只是这巨大的木头毛衣没有可以被穿出去的场合。观众被邀请观看一个毛衣的雕刻，但也是在看一个雕刻的毛衣。

在两位艺术家的词汇表中，似乎不存在艺术性与实用性孰高孰低的纠结。《带编织乐福鞋和腿的橡木柜》是一个坚实的橡木打造的柜橱和柜橱上立着的一个穿编织鞋的人的小腿的木雕。镶嵌篮子浮雕的柜橱三面都可以打开，里面就是一个大容量的储物橡木柜。至于站在柜顶的小腿在做什么，我们就又要回到何为艺术的本质提问了。

在杜瓦和吉奎尔这里，重要的不是给出答案。从作品空降到上海的展览空间那一刻起，橡木柜、木毛衣，以及被艺术家从花园里带到织物上的菜粉蝶幼虫、花椰菜……一同构成了这个兴旺的生态圈中热闹无声的对话。看到织物上的花椰菜，我不禁想到林奈晚年，在自己执教和生活的乌普萨拉大学植物园里耕作时的一句感叹：当我从泥土中挖出今天要上桌的花椰菜，它圆形的外表让我想到了祖先的头颅，分解在脚下泥土中滋养的何止是花椰菜……物种来自共生，万物皆为一体。如哈曼 (Graham Harman) 所言：是共生导致了对象的诞生，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共生形成新的对象。在杜瓦和吉奎尔的世界里，有许多这样的共生。

绘画——把它们想象成宝贵的小秘密并不为过，连带着婴儿出生后的胞衣。诚然，《婴儿的我》(2021)和《Y， 一个自画像》(2019)两幅作品都呈现了一个初生婴儿的同一张照片(大概是艺术家本人)，但两幅作品在框架上有不同的侧重。在这里，绘画允许艺术家以一种灵魂出窍的方式向自己的生命起点朝圣。这是一个狂野、向外喷张的构图，婴儿的脐带被夹紧了，皮肤上的青紫色皱纹缱绻着医疗的血腥感。这是交配的终点——也是孕期的终点——又是意识和创 造意义的起点。完成后的画面新鲜、丰满、清晰、却并不能给出所有答案，紧绷中带着向往，就像两个人造飞蝇通过一个子弹孔接吻一样。

我一直认为绘画是三维的物体。我认为，不承认它们存在于空间之中并直接从墙上下来是一种常见并虚伪的理解。 即使它们的表面描绘了一些 “真实 “的东西，我希望我的小东西能唤起人们对它们作为物体的关注，这能让人们有持有 或消费它们的欲望。有时我想让画作完全离开墙壁，这就是我的 “雕塑 “的由来。我去看画展的时候总是看画的侧面。艺术家有没有处理它们?他们是用胶带把边缘粘住以保持清洁，还是无视它们 而让颜料混乱地堆积起来?他们是否在未拉伸的画布上作画，然后将其拉伸到栏杆上?框架曾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现 在很少使用框架了。对我来说，珐琅就像一个内置的框架，但有时我会让油画颜料溢出两侧，或让珐琅占据面部。我喜 欢让观众有时看到了绘画的下面，会得到回报的感觉。

当我写的时候，除了我写下的之外不存在别的东西。我觉得说不出来而又逃我而去的东西，是一些意念或某种被劫持了的语言，而它们大概让我毁掉了而代之以它物。

安托南 · 阿尔托

 
Looking at the work of Cui Jie from a northern European perspective, the first error is probably to think you’re seeing some form of lament for a modernist past. That narrative is fairly familiar now, based on a longing for the largest-scale remnants of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postwar social democracy or state socialism—the buildings they left behind to be inhabited or ruined under neoliberalism.

 
这种将符号的交换价值彻底开发并加以利用的做法在后现代主义浪潮中极大地打通了艺术与建筑之间的创作壁垒，且与现代主义对纯粹形式的捕捉有所映射。尤其针对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话题，艺术家与建筑师的身份互动更是把空间的概念推向了一个趋于民主的维度。在这个脉络中，成长于八零、九零年代的艺术家崔洁敏感地把握到对中国城市加速更新与扩张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各类建筑式样，并深谙如何在自己的绘画与雕塑实践中对这些现代化先例进行选择性的回归，从而触发即刻的近未来体验。她的工作所反映的建筑师思维并不单纯在于对建筑元素的拼贴式规划，而是对表皮自治的技术热情以及对地方错置的模型认知。

 
Representations of the future always look dated as soon as the future itself arrives. Part of China’s post-1980s generation, the artist Cui Jie makes paintings that continually confound our sense of time in their seeming nostalgia for the future. Set against a metallic sky and often floating above a similarly reflective gridded ground, Cui’s technically exquisite renderings of built forms not only capture a specific typology of urban China’s modernist artefacts; together with her more recent sculptures, they scrutinize the veracity of modernism as an ideology claiming the future. To the artist, who did a residency last year in Tel Aviv, the flawless International Style of the white city is appealing but not all that ‘interesting’. What compels her is precisely the opposite: the seemingly arbitrary, erratic and often jarring juxtaposition of an appropriated modernism against a context that is, in itself, rapidly shifting. Reconstructed amidst the chaos of China’s urban transition, the pristine, future-facing forms of Western modernism read as anachronisms.

 
我正在看芝加哥超现实主义艺术家Gertrude Abercrombie于1941年创作的《Self-Portrait of My Sister》。画中的女人五官分明，脖子细长，她的目光投射在画框之外的未知地平线上。她那双明亮的蓝色眼睛与她的裙子、衣领和帽子的绿色和蓝色遥相呼应，帽子上装饰着深紫色的葡萄和一个开瓶器。她的嘴唇紧抿着，她的脸庞呈现出严厉、肃穆的表情，与她右手拥抱左手腕的俏皮姿态形成微妙的对比。有趣的是，画家是个独生女。她用了自画像创造另一个自我，究竟，这个想像中的妹妹是否比自己更聪明、更漂亮、更刻薄、更真实呢？在画家的记录中，她将这幅画称为「理想的艺术家肖像」，并指出：「我画的总是我自己，但实际上又不是，因为我看起来并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可爱。」这幅画让我想起了王伊芙苓韬程，以及王伊芙苓韬程所设想的所有其他可能的伊芙苓。

 
Central to Li’s work is his interest in the evolution of style and subjectivity as mediated by power dynamics across racial, sexual, class,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rough the twentieth—while queer signs like the mannerisms of the by-then-obsolete European aristocracy were being adopted by cosmopolitan homosexuals in dis-identific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ly dominant and normative social body of the bourgeoisie—growing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spawned fantasies permeated by fear of the foreign, resulting in Europe’s assimilation of other bodies, desires, and aesthetic traditions into its own canon.

 
〇． 海蛇（ 传说中的杀戮者）
据说， 多数海蛇都能通过皮肤呼吸。这些水生生物仍属脊椎动物，无腮。神奇的是，它们的皮肤能提供生存所需氧气的25%，再加上一个巨大的肺，让牠们浮到水面上换气的间隔时间可以长达几个小时。
传说中海蛇有剧毒，尽管如此，相比陆地蛇类而言，海蛇更不可能咬伤人类。即使偶尔出现这种情况，它们也常常忘记注射毒液。它们的身体有点像是被压扁过，像是鳗鱼，垂直扁平的尾巴起到桨的作用。蛇类学家相信，这是它们在陆生转投水生的过程中，产生的生存适应。
想象一下，如果水生海蛇遇到了它们的陆生姐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是拥抱、撕咬，还是逃之夭夭？